2026年9月，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方选举中斩获历史性胜利，以43.8%的得票率位列第一，距离单独组阁所需的42席仅差3席。这一结果不仅重挫执政的基民盟，也让德国政坛维系数十年、针对极右翼的政治“防火墙”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所谓“防火墙”，是德国主流政党依托执政资源、议会席位优势与规则话语权，对民粹、极右翼势力构建的政治围堵体系。其核心共识是：选择党承载着威胁民主政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所有拥护宪政民主的政治主体，绝不与其合作、不让其介入核心决策体系。
但近年德国与欧洲接连爆发的多重危机，彻底动摇了战后德国的政治共识，让选择党顺势崛起。本文指出，当下德国的“防火墙”仅停留在价值与舆论层面，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制度约束。随着极右翼势力持续壮大、逐步参政，德国如何守护战后宪政制度、维系基于历史反思的国家叙事，已然成为关乎国家走向的核心命题。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6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暧昧的德国：多重危机下的国家困局
当下的欧洲局势低迷，而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更是陷入全方位的结构性困境，内政、经济、社会三重危机交织，塑造出一个极度矛盾、摇摆暧昧的国家形象。
政治层面，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落幕当晚，因内部政见彻底撕裂提前解体，为德国内政的失序增添了荒诞注脚。经济层面，德国连续两年陷入技术性衰退，在人工智能等前沿创新领域持续缺位，传统支柱汽车工业遭遇技术路线迭代危机，产业优势不断弱化。社会层面，极右翼势力逼近颠覆现有政治生态的临界点，延续数十年的社会共识彻底碎裂，民意对立、阵营分化愈发严重。
2025年2月，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在提前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胜出，终结了长期看守政府的“政治空窗期”。胜选后，默茨高调喊出“德国回来了”的口号，但这句宣言更像是一种愿景式表态，而非既定事实。当下德国在四大核心争议议题上的摇摆、矛盾与妥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暧昧。本文将从极右翼崛起、移民政策、国际冲突立场、对华战略定位四个维度，拆解德国的多重摇摆，并从国家叙事的底层逻辑，解读其结构性困境。
暧昧之一：战后政治“防火墙”濒临崩塌
近年德国政坛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主流政党支持率持续萎缩，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快速崛起、强势破局，彻底打破了战后稳定的政党生态。
选择党是典型的危机催生型政党。2013年成立之初，其核心诉求聚焦经济领域，以反欧元、反对欧盟危机救助等新自由主义主张出圈。2015年德国难民危机爆发，社会对立情绪空前激化，选择党精准抓住社会痛点，完成彻底的民粹化、极右转向，将反移民、排外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作为核心标签，试图解构德国战后的历史反思叙事。
多年来，选择党高层多次释放极端言论、抛出激进政治主张。2017年，党主席高兰德在政党进入联邦议院时公开宣称，要“夺回属于德国人的国家”；图林根州党主席霍克始终秉持排外立场，试图洗白纳粹历史。2024年初，调查机构揭露，选择党及右翼保守人士秘密集会，谋划针对外籍移民的百万级“回移”（remigration）大规模遣返计划，引发全社会震动。2025年5月，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式认定选择党为“经证实的极端右翼”势力，触碰违宪红线，而选择党随即提起法律诉讼，试图推翻官方定性。
为遏制极右翼蔓延，德国战后政坛形成根深蒂固的“防火墙”共识：主流政党坚决不与极右翼合作，从制度与舆论层面将其隔绝在决策体系之外。但这道维系数十年的政治防线，在2025年1月遭遇首次致命压力测试。
彼时身为最大反对党的联盟党，为推动《非法移民限制法》落地、凑够议会表决多数票，不惜突破政治禁忌，寻求选择党支持。默茨的激进操作引发全国“政治地震”，不仅联盟党内部议员分裂、派系对立，数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防火墙崩塌”，前总理默克尔也罕见公开批评其草率冒进。后续民调显示，大量联盟党传统选民因不满其突破底线的行为，转向社民党、绿党等左翼政党。
这场风波充分印证，“防范极右翼、反思纳粹历史”是德国不可撼动的隐性政治共识。二战后，基于对纳粹暴行的深刻忏悔，德国确立了“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核心国家叙事，社会整体长期保持思想左倾，与右翼极端意识形态彻底切割。依托这一共识，中右翼联盟党与中左翼社民党长期主导政坛，极右翼势力数十年被边缘化，始终难以突破5%的议会准入门槛。
但多重社会、经济、地缘危机的叠加，彻底瓦解了战后政治共识。2025年2月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得票率飙升至20.8%，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026年起，其民调数据长期领跑全国，主流媒体与学界普遍预判，选择党即将在某一联邦州实现首次执政。
事实证明，德国的“防火墙”仅有舆论与道德约束力，缺乏刚性制度约束，无法遏制极右翼势力的常态化、主流化。一旦选择党全面参政、执掌地方乃至联邦权力，德国战后构建的宪政体系、历史反思叙事将面临空前冲击，曾在1933年上演的极右翼掌权历史，成为当下德国社会最深的隐忧。
暧昧之二：难民政策在道义与现实间双向拉扯
联盟党突破“防火墙”的核心动因，是移民与难民议题的民意反噬。作为欧盟难民入境第一目的国，移民问题已成为当下德国最撕裂社会、最牵动政局的核心争议点，也让德国陷入道义立国与现实治理的双重悖论。
短短十年间，德国难民政策完成180度反转。2015年，默克尔一句“我们能做到”开启“欢迎文化”，德国以包容接纳的难民政策，收获全球赞誉，塑造了人道主义的国家形象。但2023年起，难民带来的治安隐患、财政负担、社会对立持续凸显，朔尔茨政府率先提出“大规模遣返非法滞留人员”；2025年默茨上台后，更是将“移民转折”列为核心执政任务，全力收紧难民政策。
政策转向看似顺应民意、贴合现实，却引发剧烈政治震荡，根源在于：难民庇护权是德国立国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内核。1949年出台的德国《基本法》，开篇便确立独一无二的普惠庇护权，明确“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这项权利面向全球外籍人士，超越国际难民公约标准。
该条款的诞生，源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忏悔。纳粹时期德国制造了大规模难民灾难，战后精英阶层为彻底告别黑暗历史，构建起以包容、人道为核心的“宪政爱国主义”。这种全新的国家认同，不依托民族血统与历史情怀，而是根植于自由、平等、人道的宪政价值。可以说，无差别庇护权是德国战后国家叙事的基石，动摇难民政策，本质上是动摇立国之本。
但现实困境无法回避。柏林洪堡大学研究指出，难民问题已成为撕裂德国社会的最大诱因，民意极化持续加剧，而最大受益者正是极右翼选择党。从政治学逻辑来看，主流政党跟风承接排外、限民议题，非但无法收割民意，反而会强化选择党的议题原创性，进一步巩固其民粹话语权。
更矛盾的是，从经济理性出发，深度老龄化的德国亟需外来适龄劳动力补充人口、稳定养老体系、激活经济活力，持续性、规范化的移民输入是刚需。但当下汹涌的反移民民意，彻底掩盖了理性的人口与产业需求，让德国移民政策陷入“道义不能放、现实不能容、发展不能缺”的三重暧昧僵局。
暧昧之三：国际冲突中，双重叙事的进退失据
在俄乌、巴以两大核心国际冲突中，德国的外交立场同样充满摇摆、矛盾与自相矛盾，既无法坚守历史形成的价值叙事，也不敢直面地缘政治的现实格局，彻底沦为“进退失据的暧昧旁观者”。
俄乌冲突层面，德国表面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对乌援助规模仅次于美国，接收海量乌克兰难民，高调推进防务“时代转折”。但拉长历史维度观察，德俄之间独特的历史羁绊与经贸绑定，让其始终无法彻底站队。
战后德国为完成历史和解，推行“新东方政策”，以“以接近求改变”的思路主动缓和与苏联、东欧的关系。两德统一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默许，这份特殊的历史渊源，让德国对俄罗斯始终兼具愧疚、感恩、制衡的复杂情绪，区别于其他欧美国家。社民党长期延续对俄对话友好的传统，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的深厚私交，也成为德俄特殊关系的缩影。
经贸绑定更是根深蒂固。冲突爆发前，德国占据欧盟对俄出口总量的三成以上，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核心经贸伙伴；依托“北溪二号”等管线，德国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形成深度绑定的利益格局。与此同时，德国长期以“文明力量”自我定位，信奉对话调解、和平解决争端，曾在伊朗核问题等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斡旋作用。
多重羁绊之下，德国的“反俄援乌”始终流于表面。即便推出防务升级、兵役改革等政策，却从未明确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与自身定位。朔尔茨“俄罗斯不能赢，乌克兰不能输”、默茨“非战非和”的模糊表述，进一步消解了政策立场。为规避直接介入争议，德国独创“多方连环武器交换”模式，间接向乌输送苏式装备，这种迂回、怯懦的操作，遭到乌克兰官方公开嘲讽，尽显外交尴尬。
巴以冲突的立场矛盾，则更加凸显德国的叙事割裂。基于纳粹屠犹的沉重历史，德国确立了“以色列安全是德国国家理性”的绝对政治正确，将保障以色列安全写入国家核心价值，历届政府均坚持对以无条件支持，反犹言论与行为在德国属于严格禁忌。
但德国“文明力量”的另一重叙事，是坚守国际规则、人权正义与和平主义。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与人道主义价值观严重冲突，让德国陷入两难。对内，以方过激行动引发国内阿拉伯裔、左翼民众的反以情绪，激化社会对立；对外，德国的表态与政策反复摇摆、前后矛盾。
默茨既称以色列的行动是“为全世界扫清隐患”，又突然宣布对以武器禁运；德国既公开支持“两国方案”，又清楚该方案不被以色列政府接受。联合国人道决议、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等国际规则出台后，德国既要坚守国际秩序拥护者的身份，又忌惮触碰犹太议题的政治红线，多次弃权、表态模糊，最终落得两头不讨好，彻底暴露其价值叙事与现实政治的结构性撕裂。
暧昧之四：对华战略，在脱钩与依存间反复横跳
中德关系的矛盾定位，是德国政治暧昧最典型的缩影。作为全球化的两大赢家，中德数十年保持务实深度的合作关系，默克尔时代常年深耕对华友好合作，依托中国市场实现德国制造业的持续繁荣。对德国而言，对华合作完全契合其“经济力量”、依托贸易实现发展的国家定位。
但在美国战略转向、全球地缘格局重构后，德国对华政策彻底陷入混乱。绿党主导推出的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战略》，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身份，刻意叠加对抗与竞争色彩，却又拒绝照搬美国全面脱钩策略，选择“去风险”的模糊路线，被媒体嘲讽为“双重对华政策”。
中国电动车关税风波，将这种战略摇摆展现得淋漓尽致。德国本土车企普遍认可中国新能源技术优势，主动寻求对华合作、依托中国市场生存发展。但德国政府受制于地缘压力，初期盲从欧盟对华补贴指控、支持加征关税，直至本土车企集体抗议、利益严重受损后，才仓促反转立场，却已无法挽回局面，最终导致中德双向受损、本土车企利益被波及。
当下德国的对华困境十分清晰：西方阵营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产业优势，但德国高度依赖对华贸易，一旦中方经济受损、产业下行，深度绑定的德国制造业将直接承压，本就衰退的国内经济将雪上加霜。这种“不敢彻底对抗、不愿深度合作、无法全面脱钩”的两难，成为德国战略暧昧的集中体现。
结语：一个长期暧昧的德国，或将成为常态
德国当下的全方位暧昧，本质是战后国家叙事与现实语境彻底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二战后，德国构建了三重自洽的国家身份：以反思纳粹历史、保障以色列安全为核心的道义身份，以和平调解、维护多边秩序为核心的文明力量身份，以全球化贸易、产业合作实现繁荣的经济力量身份。三重身份相互支撑，塑造了稳定、理性、负责任的德国国家形象。
但这套叙事体系，诞生于特殊的战后历史语境，依托稳定的安全格局、全球化红利、社会共识维系。如今，多重危机彻底打破固有平衡：极右翼崛起冲击历史反思共识，移民撕裂人道叙事，国际冲突消解文明力量定位，中美博弈打破经济全球化格局。
德国既不愿放弃旧常态的发展红利与价值惯性，又无法适配动荡变革的新时代语境，最终陷入全方位摇摆。其叙事体系的核心漏洞愈发凸显：将反思历史的特殊道义，泛化为普世的价值标准；将特定时期的和平红利，固化为永久的发展常态，最终导致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利益、立场与行动的全面割裂。
制度碎片化、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放大了决策摇摆，但这并非核心症结。深层来看，德国正面临战后最严峻的国家叙事危机：旧的价值体系已然失灵，新的国家定位尚未成型。
重塑一套被国内外广泛认可的全新国家叙事，需要数十年的沉淀与磨合。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摇摆、矛盾、暧昧，都将是德国政坛的常态。欧洲核心大国的身份困境，不仅塑造着德国的未来，也将持续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走向与全球地缘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