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治:三个孩子都被送走了。多年以后,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大儿子务农,小儿子残疾

日期:2023-11-30 14:31:03 / 人气:88


广播文章《》1928年,湖南郴州局势混乱。出于对“焦土”的不满,在各界组织的煽动下,当地农民动了造反的念头,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党员。
乌云淹没了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变得更加凝重和紧张。看着山脚下拿着枪和刀的农民,曾治知道暴风雨要来了,她不喜欢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行为,但她必须举起她的刀。
为了保命,曾治在农民包围他和他的同伴时进行了抵抗。
革命道路从来不缺少热血。
这一点,曾治很早就明白了。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满是爱人鲜血的路上。
看到夏明珍仰面躺在血泊中,曾治呆住了。前几天和她聊革命的人,现在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那是她最熟悉的人,但此刻,曾治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陌生感。
从肩膀到脚,夏明珍完好无损,连衣服都被撕成了碎片。
她记忆中的夏明珍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
夏明珍是曾治的第一任丈夫。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结合,那就是“猝不及防”。
"当我对爱情毫无准备的时候,夏明·振赫义躺在我的床边."
图|夏明珍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曾治成了专职的妇女主任,直接住在妇女部的房子里,这里也是湘南特委的秘密开会地点。基本上领导每天都在开会,夏明珍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组织部部长,夏明珍开会经常需要找人谈话。人多话多,这个会自然要开到深夜。许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和嘈杂的交谈。到了睡觉的时候,曾治没有去赶人。相反,他像往常一样上床睡觉。
通常这些人会后离开,所以曾治很放松,甚至没有锁门。
然而,生活并不是按部就班的。
一天晚上,当曾治睡着的时候,夏明珍像往常一样在开会。听着外面的风风雨雨,曾治慢慢睡着了。半夜醒来,屋内外一片漆黑,一点声音也没有。曾治认为他们的会议应该结束了。当她翻个身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人。
还没来得及尖叫,曾治认出那人是夏明珍,赶紧叫醒他,问:“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
夏明珍睡得迷迷糊糊,但话语清晰。他回答:“我住得很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他们有的住得很近,有的找了别的地方。我无处可去,只好靠着你,天一亮就走。”
这些言论有理有据,曾治一时找不到任何漏洞来反驳。而且,看着夏明珍不仅穿着衣服睡觉,被子也不盖,也就不再多问,让夏明珍睡在身边。
第二天醒来,她身边已经没人了。
图|年轻的曾治
曾治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所以他不再去想它。众所周知,在她起床之前,他们同床共枕的事实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组织。
“你昨晚一定玩得很开心,是吗?”
听到总务主任的问题,曾治突然反应过来,立刻转身离开了。主任的话让她感到羞愧。
下午,同样被戏弄的夏明珍来到曾治解释,却被踢出了门外。曾治不想见他,也不想听任何无用的解释。毕竟他们确实一起睡了一夜,就算他们是无辜的,也很难说服别人。
曾治的上司、妇女主任龙舒看得很清楚。她来做思想工作时说:“现在关于这个讨论很多。无论你怎么解释,人们都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珍也是毫无准备,但是对你有好感。现在革命家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和你结合。我想你们俩可以结婚了,我会给你们写推荐信的。否则,你会怎么做?舆论对你没好处。”
话虽如此,曾治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她没有立即回应龙舒的提议,而是想再考虑一下。
偏偏有人不耐烦了,开始主动追求。
第二天早上,曾志刚起床开门,夏明珍冲了进来。没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他抓住她的手,真诚地说:“我真的爱你,你不要拒绝。嫁给我吧!”
之后,他跪了下来。
一向软硬兼施的曾志看到这一幕,内心开始动摇。过了一会儿,他点头同意了。
婚礼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由于社会形势严峻,说是结婚典礼,其实只是朋友聚会散散心。
没有宴会厅,没有大轿子,没有鞭炮和锣鼓,只有花生和瓜子,还有糖糕。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聊,这种婚姻甚至就形成了。
图| 20世纪50年代曾治的肖像
关于这段婚姻,曾治描述道:“它是如此偶然,如此简单。”
除了偶然和简单,更多的其实是“突然”。
这场“从天而降”的婚姻是否出于爱情,曾治当时无法确定。虽然她是这场婚姻的主角,但她没来得及享受婚礼的幸福和甜蜜。
她匆匆结了婚,匆匆赶回革命前线。
关乎生命的插曲戛然而止,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还在继续。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爆发,长沙陷入白色恐怖,全国各地反动派趁机闹事。党组织不得不做出决定,发动暴动计划,消灭反动派。
因为曾治和夏明珍各有各的责任,结婚没几天就要面临离别。
好在两人都是以国家为重的优秀革命者,无论是单独做任务还是一起做隐蔽工作,他们都愿意接受。
然而,当曾治和夏明珍一起被分配到地下工作时,曾治却束手无策。
“公开斗争变成地下斗争后,我很难受;完全不会做小家庭的家务,最郁闷的是不能随便上街;我整天待在家里,经常对夏明珍发火。”
让曾治拿枪打,如果打十分,她至少能得八九分;如果她能在家洗衣做饭,估计只能拿两三分。
生火做饭,曾治做出来的成品要么半生不熟,要么不好吃;打水洗衣服,或者打不出水,或者搓到手出血,衣服还没洗干净。
当一切都不顺心的时候,心情自然会烦躁。曾治是个急性子。他脾气一上来就会对夏明珍发火。
幸运的是,夏明珍理解曾治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因为被骂而生气。相反,他说服了她。
和早些时候相比,两个人都忙于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对方。这个任务实际上改善了两人的关系。至少,这次地下工作是他们结婚以来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然而,随着各地骚乱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曾治开始坐不住了。带着满腔的热血,她回到了斗争的第一线。
她剪短头发,脱下旗袍,穿上学生服,系上红带,裹上红领巾,提着一把红缨大刀。昔日英姿飒爽的“红姑娘”曾治回来了。
怀着革命的激情,曾治直接烧毁了经常阻碍革命军入城的城楼。
当时火势太大,曾治几乎无法逃脱。他匆忙跑出警卫室,撞见了朱德。当朱德问她为什么要烧毁城楼时,曾治立即回答说:“这座城楼真恶心!妨碍革命,我烧了它。”
朱德闻言,笑着离开了。也许他从未见过如此勇敢无畏的女人。
回到前线的曾治非常兴奋,她几乎参与了每一项活动。她就像一只被囚禁了很久的鹰。她解开脚镣后,开始飞来飞去。
如果她知道夏明珍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她还会跟着团队到处跑吗?过去的地下工作会有阻力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在曾治的心目中,革命事业高于一切。
1928年3月22日,天空灰蒙蒙的。看着市中心的废墟,曾治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叹了口气。
“焦土”明明是用来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到头来却成了敌人给农民洗脑的手段。但确实“宜章至耒阳400里长公路两侧五公里范围内城乡烧房,不留瓦片”无疑是在损害农民利益。
事实上,曾治等人并没有实施这一政策。农民们听信了敌人的话,组成了一支造反队。他们不听劝阻,与该组织开战。
这时候,远在城外南塔岭的曾治跑回城里帮忙,浑身上下一路鲜血交错。眼前的景象让她心慌,开始担心夏明珍的安全。
之前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我毫无畏惧的躲在十几口棺材停了一夜的乱坟堆里。现在每次看到尸体,曾治都吓得不敢直视,生怕那是夏明珍。
当曾治询问夏明珍的下落时,有人站出来说“所有被杀害的干部都在河边”。她急忙跑到河边,看见沙滩上有九具尸体。没等她走过去,她认出夏明珍就是那个双腿笔直,光着脚,脸色发青趴在地上的男人。
尸体旁边,是她的战友。
有一段时间,曾治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周围的同伴都忍不住哭了,但她忍住了。从找到棺材到把尸体收好再到葬礼,她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甚至最后一趟送夏明珍她都没有去。
晚年回忆起这件事,她说:
“在我一生中,我最讨厌那种哭泣的葬礼仪式。葬礼的时候,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没有为亲人送上这最后一程...夏明珍的惨死深深震撼了我,但在痛苦的决定之后,我加倍坚强。我觉得我不应该哭。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弱点。我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我不想只为亲人的牺牲而哭泣。”
然而,其实早在她回到郴州的那天晚上,她就已经哭了。
在夏明珍生死未卜的时候,曾治吃不下饭,但为了不让战友们担心,她拿起自己的工作,在角落里流着泪吃完了饭。
一个人再厉害,也有受不了的时候。夜里悄悄地哭泣,白天努力收复郴州,假装一切都很好,这就是曾治。
当然,她确实很快走出了夏明珍牺牲的阴影。
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后不久,曾治与第七师代表蔡协民结婚。两人都在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工作,朝夕相处。他们并不迟钝。如果彼此喜欢,就直接定终身。
像上一次婚姻一样,没有为她和蔡协民举行仪式或婚宴,这次甚至没有茶会。经组织老师同意,缔结婚姻。
对于自己的“闪婚”,曾治起初也感到不安,认为她对不起夏明珍,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了。她说,“夫妻生活是次要的,政治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既然人不能靠牺牲复活,那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里。”
图|蔡协民(右)
所以,结合夏明珍的革命信念,曾治一直专注于她的工作,并在婚礼后的第二天回到了她的岗位。刚怀孕的时候,她随队行军数日,骨头都快散架了。
怀胎十月,在最初的七个月里,曾治没有留下任何有组织的行动,做宣传工作,动员群众,牵制敌人,建立和发展苏区,等等。她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直到毛主席发现她肚子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曾治才被说服回到后方办公室。
正因为如此,任何听说过曾治事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当蔡协民后来去厦门汇报工作时,有人问他:“听说你的情人长得很好看,但很有权势。他像不像《水浒传》里的“龙”孙青孙二娘?”
听了这话,蔡协民没想到自己的儿媳妇在外界被称为“红姑娘”,以及“龙蛇”。当然,也难怪他们这么想。毕竟大家看到曾治不参加夏明珍的葬礼不流泪,大家都觉得她很无情。
此外,曾治不断放弃自己的孩子也令人震惊。
1928年11月7日,曾治难产,过了三天才生下孩子。但那时候她才17岁,心思全放在革命事业上。她根本养不起孩子,于是26天后,她把自己的儿子给了一个连长的老婆。
三年后,曾治又生了一个儿子。虽然此刻她已经20岁了,但至少比以前成熟了很多。生这个孩子之前,她写信告诉妈妈,她还是不能要,还是送人吧。当晚曾母急着回信,不让送人,带回家让她养。
但就在曾治准备带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厦门中央急需用钱。当时正在帮忙照顾孩子的王海平,主动把孩子“送”给了组织里的一位同志,换取了一百块钱作为组织经费。
知道这件事后,曾治大发雷霆。这不是送孩子,是卖孩子!但是组织又需要钱,你就算拿了这一百块钱,也很难还回去。无奈之下,曾治妥协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事后,蔡协民还为此责怪曾治,抱怨她没有争取,把孩子给了别人。
曾治自然不愿意送走自己的骨肉,但在她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一切都可以抛弃,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考虑到这一点,曾治在1938年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并在13天后将他送人。
图|曾治和她后来的丈夫和女儿
十年之内,三个孩子都送人了,谁听了都会觉得她太没心没肺。但是,外人之所以是外人,是因为无法猜测当事人的真实感受。
曾治对夏明贞没有感情,那么她为什么要在晚年去埋葬夏明贞尸骨的文帝庙悼念他呢?可惜时局动荡,她此行空无一人。文帝庙被拆,夏明珍的尸骨不见了。
一对夫妻,没有爱情,至少有战争友谊。
曾治为没有参加夏明珍的葬礼而感到内疚。到了晚年,她也承认:“我的内心还是很不安!我后悔没有送他最后一程。”
至于孩子,都是曾治掉下来的肉,没有人比她更心疼。
自从他被送走后,曾治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大儿子,直到他24岁时,他们才再次见面。这时候她才知道,大儿子一直在井冈山种地。
她再也见不到她的第二个儿子了。送人后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当她的第三个儿子半岁时,曾治曾偷偷看过他一次,但她可以假装孩子很好,而不去看他。第一眼,她的心都碎了。
是个半岁的婴儿,却和三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大,瘦得像只猴子,又脏又破。曾治受不了了,就把馒头泡在水里给他吃,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为了不让人发现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她只能忍住,把痛苦和爱咽回去。
直到解放后,曾治才敢把孩子要回来。当我们再次见面时,“瘦猴子”已经17岁了,依然骨瘦如柴,脏兮兮,一瘸一拐。
如果她早知道儿子们的生活会是这样,她会把他们送走吗?曾治没有考虑这件事。她知道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也想过弥补那些感受不到母爱的孩子。但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回到17、20、27岁,她还是会在革命事业和孩子之间选择前者。
因为她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母亲和妻子。
图|曾治和她晚年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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