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贵州一间逼仄的出租屋，旧沙发凹陷处蜷缩着37岁的李空。手机屏幕的微光映着他疲惫的脸，招聘APP上“已读未回”的列表不断拉长，像一道无解的鸿沟。国外留学、国际项目、访问学者——这些曾镌刻在履历上、让他备受瞩目的标签，如今都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注脚，沉甸甸地压垮了求职的希望。

“李空”是他自取的艺名，曾在国际基金会驻华圈子里通行无阻。或许连他自己也隐约察觉，此刻蜷缩在出租屋的自己，早已不配用那个承载过学术荣光的真名，直面这份狼狈。

手机推送不断刷新着博士同学的动态：有人已成高校教授，深耕学术领域；有人跻身国企研发骨干，手握核心项目，个个都握着稳定的事业与圆满的家庭。两相映照，李空的现实显得格外单薄易碎——没有完整学位，没有扎根的人脉，更没有一份能清晰界定的正经工作。近十年积攒的社交网络，全随基金会项目的退场而灰飞烟灭；本专业机械工程的知识，也在常年疏离中锈迹斑斑，早已无从拾起。

从博士退学至国际基金会项目戛然而止，李空的困局，从不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任性选择。十余年前，985背景、博士在读、工科出身、英语流利，这些标签让85后的他站在职业选择的风口。那些被视作“更开放、更国际、更有前景”的路径，在彼时的时代窗口里确然可行，却在后来外部环境的骤变中，瞬间失去了支撑力。当项目终止、国际体系撤离，留下的是一批像李空这样的人——既回不去曾经的学术轨道，又未能在新的领域真正落地，成了悬浮在时代夹缝中的孤舟。

时代曾为他推开一扇亮窗，让他瞥见跨国路径的光鲜，却又在他纵身跃入后迅速闭合。他最终成了一个工作经验全面失效的人，被迫在而立之年从头学习如何谋生。

奔赴美国：那条被时代定义的“光明大道”

2013年，李空还是985高校机械工程专业的在读博士生，正深陷高校科研体系的高压漩涡。“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标准如紧箍咒般勒着每一个研究者，实验室预约的争抢、数据误差的反复纠缠、论文格式的无尽修改，这种墨守成规的枯燥节奏，让对未来满怀憧憬的他愈发迷茫不安。

更让他焦虑的是学院内部的隐性门槛：一段“海外留学”或“访问学者”经历，早已是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优质平台的核心筹码。没有这份履历，即便学术能力过硬，也难在竞争中突围。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空在学术论坛上看到国际公益项目的志愿者招募启事。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送了申请邮件，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回复。按照通知地址，他找到一处藏在居民小区里的“办公室”，短短十分钟的面试后便顺利录取，负责搭建外国专家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份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却让他第一次摆脱了实验室的束缚，感受到被一个全新体系快速接纳的归属感。

那是李空与基金会的初遇，也是他第一次涉足校外线下项目。彼时的他，对项目核心涉及的艾滋病、肝炎、肺结核等疾病防治领域知之甚少，仅凭一腔热忱便全力以赴：“一开始不图别的，就觉得能实实在在帮到别人，这份价值感是实验室里找不到的。”一次基层宣讲活动中，他全程坚守岗位，将参会者的每一句发言精准翻译成英文传递给国外专家，一下午滴水未进、寸步未离，只为不耽误沟通效率。

偏远农村病患讲述的就医困境、用药难题，那些具体而琐碎的民生疾苦，与实验室里冰冷的仪器、反复校准的数据形成了尖锐对比。在这里，他的语言能力、沟通效率与临场反应，能被即时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力量，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愈发沉醉。

李空的选择，也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印记。2010年后，国内政策导向与舆论环境普遍鼓励青年“走出去”，对接国际资源、积累国际化经验，被默认为科研与公共领域的加分项，甚至成了优质发展路径的标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封闭的实验室转向开放的国际项目，于他而言，是顺势而为的必然选择，更是当时语境下的“最优解”。

此后，李空多次跟随基金会团队深入乡村调研医疗项目。“在农村，村民们会拉着我的手，把心里的疑问一股脑说出来，那种信任和依赖，是对着实验数据永远体会不到的。”农村长大的出身，让他能轻易融入基层环境；流利的英语，又让他在与国际专家探讨可持续发展方案时如鱼得水，很快便从普通志愿者成长为团队核心。

这并非偶然的诱惑，而是时代为他量身定制的机遇：当时部分国际基金会格外青睐“高学历、英语好、贫困出身”的青年——高学历能对接专业领域的国际专家，英语能力保障跨文化沟通顺畅，贫困出身则让他们更易贴近基层、共情群众，且人力成本低廉。李空恰好踩中了所有“价值点”，几乎是为这类项目而生的理想人选。

凭借突出的能力，李空很快脱颖而出。仅仅是填写了一份英文表格，他便获得了前往泰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为了成行，他向导师请假、借集体户口办理护照、反复准备学籍证明申请签证，辗转飞到广州再转机曼谷，全程像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当他走出曼谷机场，看见肤色各异的人群、听到不同口音的英语交织回荡时，忽然觉得自己被时代幸运加持，仿佛无需额外努力，顺着这条路就能抵达光明彼岸。

李空的生活彻底焕新。在国内，他只是千万个被科研压力裹挟的博士生之一；但在国际舞台上，他能与各国专家平等对话、同台交流。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让他对枯燥的科研路彻底失去了耐心。

领事馆也向他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参与活动并为其他非政府组织小组担任翻译。借着领事馆的资源，李空更意外获得了去美国做三个月访问学者的机会——这在从前是他不敢奢望的殊荣。他至今记得，读博初期，导师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一个月，仅能带一名助手，研究室十几个硕博生为此明争暗斗，送礼、表忠心无所不用其极。如今他却能免费赴美三个月，往返机票报销、接待家庭早已安排妥当。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上升，让他愈发坚定了脱离学术圈的决心。

当李空向导师请假赴美时，遭到了激烈反对。导师拍着桌子怒斥：“你以为你是谁？说请假就请假！实验做完了吗？数据理想吗！”同门的态度也急转直下，开始孤立他。就连原本托他帮忙代购奢侈品包包的学妹，也改口说“不麻烦了”。

“被学校踢出门”，成了压垮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原本申请休学，却没等批准便提前赴美，最终因超期未归、未补假，被学校按规定作退学处理。收到退学通知的那一刻，李空满心惶恐，却已再无回头路。他并非毫无规划，只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国际化经验”与体面光鲜牢牢绑定，所有人都默认，跟着NGO和基金会的项目走，就能顺理成章拿到国外留学机会。时代风向与现实诱惑的双重裹挟，一步步将他推上了那条看似平坦的“光明大道”，也让他彻底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时代漩涡中：以“编报告”为业的高光与隐忧

随着参与项目的深入，李空明显感受到国内乡村疾病防控的成效：乙肝疫苗普及率大幅提升，艾滋病、肺结核的防治知识也得到广泛普及。这些变化，离不开国内医疗体系的持续发展与基层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也让他在参与过程中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他曾和一群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并肩奔走，帮她们成功争取到低保，切实改变了这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那是他人生中最耀眼的时刻，只是这份成就感，后来才发现是被基金会的报告体系“美化”后的结果——他的核心工作并非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编报告”。

境外基金会需向捐赠方提交规范的量化报告，李空的核心任务，就是将基层零散、碎片化的数据，加工成符合国际标准、逻辑自洽的文档。帮艾滋病人争取低保，实际仅20多户成功获批，报告里却要包装成“惠及百人”；项目停滞无实质进展时，他也能凭借专业能力，用有限材料填充出一份看似详实的报告。李空始终不确定，这种“美化”是否是基金会项目的普遍现象，但这份“编报告”的本事，却让他在退学一年多后，通过中方合作小组申请到了基金会资助的加拿大项目管理硕士名额。

2016年的加拿大留学经历，成了他人生高光时刻的顶峰。学费、生活费全由基金会承担，语言无障碍让他快速适应校园生活，同时还能继续参与国内NGO项目领取月薪，休息日便能穿梭于异国街头，尽情享受自由与光鲜。

那段时光里，所有经历都在印证他的选择正确：英语能力、国际会议经验、规范化报告写作，不仅被高度需要，更不断给予他正向反馈。项目推进、留学履历与个人能力彼此赋能，构成了一条看似清晰稳固的上升路径。

直到多年后回望，李空才幡然醒悟：这些被反复验证“有用”的能力，始终高度依附于基金会这一特定平台。国际报告的写作对象是海外捐赠方，项目评估遵循的是国际体系内部标准，所谓“国际视野”，也建立在既定的跨国协作网络之上。一旦脱离这个平台，这些能力能否被认可，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仍为这类路径提供生存空间。

反观那些真正决定项目落地成效的能力——熟悉乡镇政府对接逻辑、理解地方执行节奏、化解村庄内部人际关系矛盾，却始终与他无缘。这些工作多由长期扎根基层的NGO人员承担，而李空在频繁外派与跨国流转中，早已对国内社会的运行规则日渐生疏。

李空的父母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听说他去了美国、加拿大，只满心欢喜地追问：“是学校安排的吗？”他无法向父母解释自己的选择，更无法说清这份光鲜背后的不确定性。后来再回想，那份难以言说的尴尬，早已为日后的崩塌埋下了伏笔。

《境内活动管理法》：窗口关闭后的悬崖

2017年，李空在加拿大的项目管理硕士课程即将结束。按照过往的路径惯性，他提前两个月向基金会申请继续深造的资助，希望延续这条被验证过的上升通道。但这一次，他收到的只有冰冷的拒绝，理由简单直白：基金会无法再承担新的资助款项。

起初，李空并未意识到这一拒绝背后的深层含义。在他的经验里，项目节奏有快有慢，资助调整也是常事。他依旧按原计划完成学业，同时积极寻找过渡性工作，盼着能在体系内继续周转，等待下一个机会。

随后，一系列变化接踵而至：原本对接顺畅的国内项目陆续停摆，合作方渐渐失联，部分项目被要求暂缓甚至终止。直到这时，李空才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正式实施，基金会在华运作模式受到严格规范，不少机构纷纷撤离中国，在华项目随之全面终止。

这个消息如惊雷炸响，瞬间粉碎了他的全部规划。基金会的推荐信、资金支持一夜之间全部失效，每月的薪资也戛然而止，他正在推进的后续留学申请，彻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试图联系曾经合作过的国际专家，对方却告知，所有对接必须通过合规登记的中方机构，而他所在的NGO早已停止运营，彻底失联。

继续留在海外，缺乏资金资助与合法身份支撑；回国发展，赖以生存的所有经验都已失效——“编国际报告”的技能没了用武之地，长期脱离国内社会让他无法适应职场规则，五年未曾触碰本专业，机械工程的路也早已被彻底堵死。那条依赖国际基金会的路径，在他毫无察觉时，已失去了所有前行的条件。等他幡然醒悟，早已被时代抛在了窗口之外，脚下是万丈悬崖。

归国浮沉：被现实碾碎的“国际经验”

2018至2019年，李空在泰国靠着熟人关系找到一份过渡性工作，勉强立足。但他引以为傲的“国际经验”，在泰国本地组织里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既无法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也难以让他真正扎根。

漂泊无依的日子里，李空最终选择回国，径直奔赴成都——那里有他昔日一起做项目的老伙伴张姐，或许能为他寻得一线生机。张姐学历不高，却扎根基层十几年，最懂村民需求与地方规则。李空原本约她在城里咖啡馆见面，却被张姐拒绝，说自己忙着对接乡镇项目。当他辗转找到张姐时，她正在乡镇卫生院整理村民健康档案，一摞摞未录入电脑的资料堆在桌上，忙得脚不沾地。

张姐带着几分无奈劝他：“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写报告早就不是难事了。我们缺的不是会说英语、懂国际规则的人，是能蹲在村里跟老人掰扯明白政策、能理顺邻里关系的人。”旁边整理档案的年轻人也插嘴补充：“现在做基层项目，得懂怎么跟乡镇政府对接，怎么跟村委磨合，光有国际经验没用。上次来了个海归应聘，连村里的宗族关系都搞不懂，待了一周就走了。”

离开时，李空透过虚掩的门，听见张姐跟同事感叹：“可惜了，好好的路不走，非要往外面跑，把自己跑迷路了。”他嘴上不服气，觉得自己见过跨国风云，不至于困于基层琐事，心里却泛起一阵寒意。

他又联系了当年的博士同学，对方直言不讳：“你当年追求的那些，说白了就是吃了政策红利。基金会撤了，红利没了，那些经验自然就失效了。”一句话，戳破了他所有的体面。

他还试着联系了几位昔日基金会的伙伴，有人通过结婚移民国外，回复敷衍冷淡；有人转行做了电商，满心抱怨“生意难做”。他终于明白，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时代变了，他赖以生存的体系崩塌了，再也没有人能接住他。恐慌，第一次彻底笼罩了他。

国内流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岁月

此后数年，李空一直漂泊在南方，从未告诉父母自己为何不回内蒙老家。这份隐瞒，既是怕父母失望，更是不敢承认：自己始终在“流浪”，从未找到立足之地。

他曾投递过几份涉外企业的行政岗位，凭借流利的英语和海外履历，顺利通过初面。可当面试官问及“如何处理国内企业跨部门沟通问题”“项目如何在国内落地执行”时，他却只能尴尬苦笑，无从作答。他熟悉的是国际项目的汇报流程、跨国沟通的话术，却对国内职场规则、项目落地逻辑一窍不通。

他也曾想过回归本专业，投递了不少机械工程相关岗位。但“博士退学”的履历的硬伤，加上多年脱离专业领域导致技术脱节，让他在与应届生、持续从业者的竞争中毫无优势，所有申请都石沉大海。

出租屋的房租一涨再涨，李空被迫一次次搬到更偏僻的老旧小区。房间里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熬过寒夜；为了节省开支，青菜、鸡蛋和泡面成了每日主食。他几乎不敢和父母视频，每次打电话都谎称自己“在外地做项目”，语气故作轻松。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欣慰地说“邻居家孩子给家里换了新房”，李空握着手机，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满心只剩愧疚与狼狈。

偶尔，他也想过重新考博，重拾学术之路。可当他翻开机械工程的专业书，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公式、理论早已变得陌生晦涩。1988年出生的他，即将年满38岁，精力、记忆力都大不如前，再想重新拼学历，早已力不从心。

2023年，李空辗转到了贵州——这里的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他靠接一些零散的翻译活勉强糊口。可如今，就连这份微薄的收入也岌岌可危，他不得不与人工智能同台竞争，在技术的冲击下艰难求生。

那些曾经填满他生活的跨国会议、国际沟通、项目周期，早已淡出日常。他并不否认，自己曾站在一条看似向上的路径上，那条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然可行，也真切地奖励过他的努力与选择。只是，当支撑这条路径的时代条件悄然改变，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连缓冲的空间都没有。

学术轨道被中断，新的体系未能提供持续落脚的土壤，李空的故事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也没有圆满的结局。它就停在现实已然崩塌、却尚未被完全消化的地方，映照着一个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无力与浮沉。

（*文中配图皆来自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