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的精神导师、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有一个观点：“在一场对立中，一方所拥有的东西，迟早会出现在另一方身上。”
读懂了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种幽灵般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谨慎选择你的敌人，因为在漫长的缠斗中，你最终往往会变得与他们别无二致。
作为硅谷最具权势的“教父”级投资人，同时也是重塑了美国保守派政治版图、将特朗普推向权力核心的关键金主，彼得·蒂尔深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并将这种关于“竞争与模仿”的冷峻洞察，注入到了美国的国家战略之中。
长久以来，世界的经济叙事是非黑即白的：美国代表着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不仅不该干预经济，甚至被视为效率的敌人；而东方则代表着举国体制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然而，这两年，如果你长期关注美国的主流媒体，会发现一种被称为“镜像趋同”的观点正在悄然流行，即西方越来越像东方（比较明显），东方也越来越像西方（不太明显）。吉拉尔的预言似乎正在惊人地应验。
近年来，为了在这场世纪博弈中胜出，美国政府正在打破自己设立了百年的禁忌。尤其自从特朗普上台，特朗普政府不仅延续了产业政策，更直接下场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从注资英特尔到掌控关键矿产，华盛顿正在由规则的制定者，变为棋盘上最大的玩家。
这种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对关键供应链的行政干预、以及日益高筑的贸易壁垒，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里最激烈批评对手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种“镜像效应”在大洋彼岸也若隐若现。当美国开始学习“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中国正在努力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于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演变，中国年轻一代所经历的竞争焦虑、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对消费主义的复杂态度，也与当下的美国社会呈现出某种奇异的共振。
这就构成了吉拉尔笔下的“模仿性竞争”：两个对手在互相否定的同时，却在行为模式上越来越趋同。
这种趋同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化退潮时代的必然选择。当“效率”让位于“安全”，当“利润”让位于“生存”，单纯的市场逻辑已无法解释大国的行为。
美国发现，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其在制造业空心化的危机中步履维艰，因此它不得不通过模仿对手的成功经验来重新武装自己，即依靠强大的政府引导。正如《经济学人》之前所言，美国正在拥抱一种新的经济哲学，试图用国家权力来扭转市场的意志。
今天分享下《商业内幕》网站刚刚发表的一篇系列长文，《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该文正是从美国内部视角记录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绝佳样本。文章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困惑与冲击：当华盛顿的政客开始像企业董事一样思考，当企业的CEO们开始把目光从硅谷转向白宫，美国商业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重写。
这不仅关乎英特尔、Openai或特斯拉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则，就像特朗普刚刚跨国抓捕马杜罗一样。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阅读这篇文章可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既视感”。它让我们看到，在追求国家繁荣与安全的道路上，有一些基本的历史力量，在某些特定的历史交叉点上，能够穿透不同的制度，彼此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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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merican capitalism
Trump is having the government buy stakes directly in companies—and it's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all do business and reshape the economy.
By Emily Stewart Jan 5,2026
长期以来，相信美国资本主义就意味着相信政府主要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态度——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但并不亲自下场参与博弈。决定输赢的是市场，而非华盛顿。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这种共识多年来一直在瓦解，如今，堤坝终于决口：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已成为近十几家公司的股东，且名单还在增加。这使得经济进入了一个干预程度更高——也更令人陌生的——领域。机器仍在运转，但更多的手正在拨弄齿轮，其中最重要的一双大手，来自总统。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联邦政府开启了入股“购物狂欢”。8月，美国斥资89亿美元收购了英特尔（Intel）近10%的股份，旨在提振本国半导体产业。政府还投资了多家关键矿产公司，包括MP Materials、Lithium Americas和Trilogy Metals，以及核能公司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6月，作为批准日本制铁（Nippon Steel）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交换条件，政府获得了后者的“黄金股”——这赋予了政府类似否决权的权力，可干预将工作岗位转移至海外或关闭工厂等决策。（至于近期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总统显然正对美国石油行业及当地潜在投资施加重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拭目以待。）
在美国境外，这类举动并不反常。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高度的国家主导性。许多政府，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会直接投资部分本国企业。美国过去确实也曾过度介入私营产业，但通常是在危难时刻，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为了防止更广泛的经济崩溃，政府入股了特定金融机构和汽车制造商。
这一次情况不同：政府在没有明显紧迫需求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而且据一些观察家所言，其挑选公司的方式显得有些毫无章法。被选中的行业虽有道理，但筛选具体企业的标准却相当模糊，政府在这些投资中将扮演何种角色也不甚明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发展助理教授内森·莱恩（Nathan Lane）表示：“对于产业政策而言，细节决定成败。而目前的细节确实模糊不清，即便有定义，也显得像是临时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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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于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愿景正呈现在我们眼前。在这个世界里，白宫会亲自下场干预天平的倾斜，或是向企业注资，或是插手并购案，亦或是动辄实施法律上存疑的关税。
许多批评人士对特朗普政府此举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包括决策可能带有政治偏见、出现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苗头，以及可能导致市场扭曲。从宏观来看，这些举动在财务上可能微不足道，但在结构上却是重大进展。无论弊端如何，这预示着我们将何去何从。恐怕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些工具的使用通常只有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好坏，特朗普政府已将一组新工具引入了经济治国（economic statecraft）的工具箱，”曾任拜登政府白宫经济安全官员、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亚伦·巴特尼克（Aaron Bartnick）说，“无论下一届政府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发现继续使用这些工具极具诱惑力。”
这一切并非凭空发生——十年来，美国对产业政策（即政府在引导经济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已日益适应。特朗普1.0时期实施了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对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发动对华贸易战，以及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拜登并没有推翻这一切，反而保留了特朗普的许多关税，并推动政府向国家引导经济的方向发展。他出台了旨在支持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后者为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等行业提供了税收抵免和资金支持。甚至在特朗普和拜登之前，政府在必要时也从未完全避免对经济的干预。参见：“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以及前文提到的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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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过去40年来美国对经济主要采取不干涉态度，并对不这么做的国家持批评立场。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指指点点，”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一家自由意志主义智库）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副总裁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说。对于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态度大转弯，他表示：“这种虚伪简直太明显了。”
最近的转变更是跨出了一大步。白宫不再使用赠款、贷款、关税等相对中立的常规手段，而是开始挑选具体公司介入。大体上，人们能看懂他们的意图。特朗普投资名单上的公司所处行业都是美国的短板，且符合总统对经济的总体理论：最好在这里拥有并制造东西。
以英特尔为例：特朗普政府希望确保美国不依赖台积电（TSMC）等半导体公司。台积电总部位于台湾，而该岛对中国大陆而言较为脆弱。关键矿产公司的情况也类似，这些公司负责开采、加工或提炼对智能手机、国防技术等一系列产品至关重要的材料。
就连一些进步派人士也认为这些是值得的尝试。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英特尔的交易表示支持，他在8月告诉路透社：“如果微芯片公司能从联邦政府的慷慨拨款中获利，那么美国纳税人就有权从这项投资中获得合理回报。”
令一些批评人士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要选这些特定的公司？为什么要选英特尔，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要选一家由英特尔前CEO掌舵的初创公司？从宏观层面看，最终目标可能与更典型的产业政策相同——支持特定行业——但现在的操作却是在微观层面进行的。特朗普此前也曾批评过具有同样目的的政策。早在3月，他还告诉国会要“废除”《芯片法案》。
“说英特尔表现不佳是公允的，但我没听说有谁觉得如果英特尔继续表现不佳，会有拖垮整个科技行业的风险，”巴特尼克说，“我们还没看到选定这些特定公司、特定行业以及达成这些估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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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认定，仅靠工具箱里的常规工具，美国无法赢得与中国的生存之战，也无法保护其经济优先事项。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威廉·亨纳根（William Henagan）表示，这些工具过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规模以及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关键作用。白宫认为仅靠国家影响力已不足以实现预期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侧目的信号。
“我们要实现感兴趣的国际政策结果，过去基本靠限制性执法工具就够了，”亨纳根说，“但现在这些已经不够了。”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我，政府入股战略产业和部门的做法“非常有”逻辑。“入股的意义在于，这是其他国家使用过并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工具，但我们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试图入股所有人和所有事。我们将其视为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出于非常具体的原因，非常审慎地用于非常具体的行业，”他们说。例如，失去英特尔将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不对称打击”。
该官员表示，与受“明确的自由市场或亲资本主义决策”活动（如减税和放松管制）影响的数万亿美元GDP相比，这些股权投资只是个“舍入误差”（rounding error，意指微不足道）。但这也承认了白宫的一种感觉：自由市场在支撑这些关键行业方面表现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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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入股公司的动机可能“还算清楚”，但执行过程并非如此，潜在后果也不明确。
“对于这些交易附带的其他权利，我们知之甚少，”巴特尼克说。
很难确切预测政府将如何行使其基于股权的权力。这些股份将如何稀释现有股东的权利？如果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会发生什么？公司是否会觉得必须听从政府的指令？这些交易的条款究竟如何运作？即使政府不动用其投票份额的硬权力，也可以利用软权力来阻止其投资的公司越界。
联邦政府对英特尔的投资将是“被动”的，这意味着它没有董事会席位或其他治理权，并且已同意与公司董事会保持一致投票——仅有有限的例外情况。作为MP Materials协议的一部分，未经国防部同意，该公司不得提名任何非美国公民的董事会成员。不过，除例外情况外，政府通常会与公司董事会一致投票。
美国资本主义通常的运作方式是，资金流向那些能最好地利用资金的公司。其核心理念是，市场资本配置旨在去芜存菁。这些政府持股可能会扭曲这一点——政府正在挑选它希望胜出的特定公司。
此外，如果联邦政府到处撒钱，企业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讨好总统，而不是专注于制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到底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仅仅看起来像，其实并不重要。如果高管们算过账后发现，站在特朗普这边比站在他对立面要好得多，他们可能会先发制人地“站队”。竞争不再是为了客户、市场份额或创新——而是为了总统的青睐。
那位白宫官员告诉我，特朗普政府并不想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经营私营公司，但重点是政府要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入股英特尔后，看着他们直接关掉俄亥俄州的代工厂并将其搬到某岛，”该官员说。他们希望在“对公司最有利”和“对美国经济国家安全最有利”之间存在“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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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告诉我，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且多样化的经济体中，华盛顿的权力相对有限，这种活动可能只是对行业的一点“小干扰”。
“另一方面，如果案例增多，那就会开始影响企业的决策，并将日益引导它们去思考如何以有利于现任政府的方式做生意，而不是怎么做才有利于公司或美国国家利益，”他说，“我认为这最终可能会产生扭曲效应。”
“如果科技公司的CEO们能少花点时间在华盛顿特区，多花点时间开发新产品，那就更好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欧文·齐达尔（Owen Zidar）说。
我为这篇报道采访的几乎每一位分析师、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同意，特朗普版本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更多地反映了美国未来的走向，而非过去。这与中国的做法不同，也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美国在已行进一段时间的道路上迈出的非常规一步。
在反垄断执法、产业政策和关税等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的派系都在向干预主义倾斜。特朗普的行动和意图更加明显——蒂姆·库克（Tim Cook）带着金色牌匾现身椭圆形办公室是有原因的。这种情况可能无法逆转。其他国家也在对美国的“内向转向”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正在巩固其国内经济，而欧洲正在转向社团主义（corporatist）。
“这改变了政治平衡，导致其他国家也推行类似政策。我们正在远离以前实行的那种资本主义品牌，”莱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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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以往的共识并非坏事。资本主义在美国日益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并非没有原因。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个系统失灵了。相反，它在滋生不平等，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并使整体经济更加不稳定。
大流行期间，公众在第一排亲眼目睹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即时（just-in-time）、全球分布这种设置的相关风险。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有理由思考：在巩固重要行业、支持关键公司以及在私营市场因风险而退缩的领域进行投资时，国家是否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白宫已暗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股权投资，但挑选对象的标准却是一个“黑箱”。“我们应该完全让市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是一种好的经济方针。同样，“谁能获得优势取决于总统今天心情如何”也不是好办法。特朗普这种稍微“夺取生产资料”的做法颇为古怪。
“我们曾经持有的那种意识形态观点现在有点崩塌了，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所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充分，”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一家科技政策智库）创始人兼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说，“我希望特朗普政府对此有一种‘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指统一的理论框架），但我看未必有。”
虽然动机可以理解，但机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将如何退出这些投资，或者一旦退出，实际上能赚多少钱。然而，在庞大的联邦预算背景下，回报将是微乎其微的。这将全球经济推向了新领域，很难说这是不是一个美国会一直喜欢的领域。
“几十年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后者更甚），我们一直批评中国和俄罗斯，也批评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使用这些工具，”巴特尼克说，“如果美国也开始走这条路，那不仅会给我们的对手，也会给我们的盟友更大的许可去做同样的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