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催育，这些往年春节餐桌上的“保留节目”，今年几乎一夜之间失声。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具身智能和大模型。这样的转向放在北上广深或许顺理成章，但发生在我所在的江苏小县城，多少让人感到诧异。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话题不时绕到我的科技类报道工作，几位长辈竟然主动提起我写的内容。大舅凑过来问“现在买哪只股票更有机会”，小姨则拉着我打听“文科生毕业后能不能进AI大厂”。那一刻，我一边受宠若惊，一边也真切感受到某种情绪的涌动——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挤入这场科技创新的盛宴。

这一切，或许是2026年春晚效应的外溢。这一年的春晚，堪称有史以来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作为总台独家AI云合作伙伴，深度支撑节目创作与线上互动，多家具身智能公司同步亮相，面向14亿观众集中展示机器人产品，而元宝、千问、豆包掀起的“红包大战”，更成为全家老小的新谈资，悄悄加速了AI在下沉市场的普及与落地。

撒钱，从来都是最直接有效的普及方式。

比如春节期间，元宝豪掷10亿红包，千问推出“帮买奶茶”活动，我就实实在在薅了几十块羊毛和两杯奶茶。中国太大了，不要小看这几十块钱的威力——它能买两杯热奶茶，能凑一顿尚可的家常餐，也能买几十张福利彩票，承载着普通人对“沾喜气”的朴素期待。腾讯、阿里、豆包的模型能力，本是专业领域的技术探讨，但当它们借着微信等社交平台传播开来，手把手花钱教普通人用AI，这场景，和10年前平台花钱教大家打网约车，何其相似。

当科技以这样接地气的方式闯入公共文化空间，它便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也不再是资本市场的抽象概念，而成为普通人可参与、可讨论、可想象的日常现实。于是，我决定以自己所在的江苏小县城为起点，延伸到昆山、义乌等周边更发达的县域，顺着亲友们的工作与生活轨迹，去观察具身智能与AI等前沿技术，如何脱去实验室的光环，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还是用人划算”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南部，距离中国第一县级市昆山大约167公里，开车三个小时可达。在我成长的记忆里，除了上海，苏州几乎是身边亲友找工作的“第二选项”，而昆山的机器人产业，早已成为周边年轻人就业的新方向。

昆山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机器人产业园，坐落于昆山国家高新区内；2012年9月，这里又获批国家火炬计划昆山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过去两年，从苏州走出的机器人明星项目不在少数，许多企业纷纷选择在昆山落地建厂、扩大产能。

产业集聚带来的，不仅是一整条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的完整产业链，还有一批稳定而体面的就业岗位。我有位高中同学，毕业后进入专科院校学习自动化专业，如今就在昆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做调试工程师，年薪接近20万元，早已在当地落户安家，成为亲友口中“有出息”的榜样。

去年，《苏州市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从企业增资扩产到市场主体培育，从高能级创业平台搭建到创新产品首试首用，层层铺设制度性支持，“具身智能”也成了当地招商新闻里的“高频词”。

但在一些企业负责人看来，真正决定一座城市能否承接具身智能产业的，至少有两块硬条件：其一，是完善的硬件基础，也就是成熟的工业体系和上下游配套；其二，是足够的算法与研发能力，比如能否背靠高校与科研机构，保证持续的人才供给。这两点缺一不可，没有扎实的产业土壤，单靠政策口号，很难真正培育出有活力的产业生态。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并非所有江浙沪县级市都具备昆山这样的工业底盘。一位在老家银行负责招商贷款的朋友告诉我，当地也尝试引入科技创新企业，但在缺乏完整产业链支撑的情况下，更多只能打造一种成本相对可控的“景观文化”——看似紧跟潮流，实则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竞争力。

于是我们看到，政务大厅里，人形机器人来回穿梭做导航讲解；城市公园中，机器狗承担着巡逻与互动的任务。这些画面，成了城市展示窗口的一部分，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产出，目的只是宣告：这座县城，正与全球前沿产业保持同步。

如果把视线从城市门面移向居民家庭，科技落地的节奏就明显慢了下来。江浙沪县城并不缺钱，但当地人的社会结构极其务实，凡事都要算一笔“明白账”。一个干活细致、手脚麻利的家政阿姨，在这里拥有极强的性价比——年前我在北京请阿姨做深度保洁，按100元/小时计费，回到老家一说，家人反而觉得“比本地还便宜”。

在这样的成本对比下，机器人就显得有些尴尬。以目前机器人的功能和售价而言，在长辈们看来，“还是用人划算”。不要说尚在探索阶段的机器人养老，就连普及度不低的扫地机器人，也常因头发缠绕、导航失灵而被频频吐槽，难以真正进入普通家庭的决策清单。

县城的消费逻辑，其实藏着一条隐性的衡量标准——“有面子”。汽车可以开出去彰显实力，折叠屏手机可以在饭桌上随手把玩，这些都是可展示的社会符号。但机器人不一样，它既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也难以在熟人社会中转化为体面的谈资，它在下沉市场的热度，自然很难真正高起来。

在媒体叙事里，我们常常谈论“未来已来”，但在实际落地中，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相当远的距离。真正能被广泛接受、普及应用的技术，或许不是最炫目的那一个，而是最能算清账、讲明白收益的那一个。

我没问出口的是：人，永远比机器人划算吗？倒不是说这个问题多难回答，只是我自己觉得有些残酷。一旦深入探讨，他们会发现，已经有相当多细分行业的机器人，性价比早已超过人类；人在所有社会生产和服务环节被逐渐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时间有多长，没人知道；转型必然经历阵痛，若他们在有生之年，只能经历这份阵痛，却无法享受技术进步的红利，未免太过遗憾。

老师“用AI出题，再用AI解题”

硬件形态的机器人尚未真正走进家庭，但以大模型为核心的软件AI，已经通过“寄生”在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入口中，悄然改写了县城人的使用习惯。

对AI，家乡的父老乡亲其实并不陌生。在义乌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AI早已成为他们的“隐形员工”：直播带货不再需要反复打磨话术，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套结构完整、情绪饱满的脚本；英语并不流利的老板娘们，也能借助数字人分身，在TikTok上输出多语种视频，把生意推向海外。在这里，AI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效率工具，是能直接转化为订单的生产力。

但在更下沉的县域生活场景中，AI的角色又发生了微妙变化。它未必被当作生产力工具，更多时候，被异化为“加强版搜索”或“平替版专家”。不少朋友已经习惯“有事就问豆包”，把AI的回答视为一种接近权威的存在——小到日常琐事的判断，大到人生选择的建议，甚至是情绪上的安慰，都开始悄悄外包给算法。

不过，大家渐渐发现，AI并非万能，意外也时常发生。

还在读初二的小侄女告诉我，她们老师现在已经习惯用AI批改作业，同学们遇到不会的题目，也会直接问AI，大家似乎默认，AI给出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有一次，她在家庭作业中遇到一道数学题，按照AI的解法完成，却被爸爸指出思路有问题。她最终采纳了父亲的意见，结果到学校后，却被老师判了错。她说，班上还有另外五个同学，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小侄女回家“质问”爸爸，爸爸却坚持认为AI错了，还专门和老师进行了沟通。后来才发现，原来老师是用AI出题，再用AI解题，自然而然就把系统生成的答案，当成了唯一标准。那一刻，小侄女第一次意识到：原来AI也会犯错，而且这种错误，会在“出题-解题-批改”的闭环中被不断放大。

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让小侄女从此排斥AI，反而让她学会了不再盲信某一个产品。她开始学着用不同的AI工具交叉验证答案，也学会了对AI的输出保留怀疑。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朴素，却极其重要的认知升级——在AI普及的时代，学会独立思考，比盲目依赖更有价值。

越是基层，越容易形成对“权威”的崇拜，这是信息不对称、生存环境以及权力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当上级开始使用AI作为决策工具时，下级为了合规，往往会下意识地“崇拜”和追随那个可能出错的结果。如果这一点得不到及时纠正，很有可能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而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

我一位亲戚也聊到了AI的幻觉问题，不过他进一步断言，AI会让大部分人失去思考能力。我倒没有这么悲观，只是偶尔会想，如果AI未来逐渐解决了幻觉问题，那更多像小侄女一样的孩子，发现AI出错的机会，会不会越来越少？而那种“保留怀疑”的认知能力，又该如何培养？

过年期间，我看过一篇实验报道：研究人员将一群人分成三拨写文章，A组纯手打，B组可以用谷歌搜索，C组用AI辅助。实验结果显示，A组的大脑皮层活动极其活跃，B组稍次之，而C组的大脑活动则低到匪夷所思，仿佛进入了“省电模式”，甚至记不住自己刚刚写了什么。实验的结论之一是，长期依赖AI导致的认知依赖，可能是不可逆的。这个结论，让我心里多了一丝沉甸甸的思考。

“现在该买哪支股票？”

我从事科技报道这行，风口、热点从来避不开。平时约投资人聊天、参加行业会议，聊的虽然是具体的技术和项目，但总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而这次回县城过春节，我才发现，亲戚们参与这场科技盛宴的方式，远比我想象中更直接、更热烈——

“加仓！”

江浙沪一带的金融启蒙，普遍比其他地区早。民营经济活跃、民间资本充沛，使得股票、基金几乎成为家庭理财的“标配”。无论男女老少，对金融话题都颇为敏感，饭桌上聊股票、聊投资，早已是家常便饭。

来自杭州的“超级散户”章建平，便是江浙资金性格的一种象征。围绕他的故事，在资本市场中流传甚广：早年以数万元起家，几经牛熊交替，资产规模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放大。关于他的发家路径，有诸多传言，但从未得到本人确认。

有报道提到，他背后或许存在一个家庭持股团队，家族成员共同参与投资；除了股市，他也布局了不动产与商业物业。无论细节如何，这种“重仓出击、顺势而为”的投资风格，早已成为江浙资金的一种集体想象，也深深影响着当地普通人的投资选择。

事实上，这类散户画像在江浙沪并不罕见。一项多年前的媒体调研数据显示，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股民数量占比居前，而江浙沪地区的居民参与证券投资的比例，同样处于全国高位。在这里，股票讨论不仅是一种理财行为，更是日常社交的一部分——聊一聊持仓、分析一下行情，既是交流经验，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

今年春节的饭桌上，讨论度最高的话题，莫过于“看了春晚以后，哪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能买”。大家围着手机，热议哪家公司给春晚机器人供货最多，买了能涨多少，甚至有人当场打开股票软件，研究起了持仓调整。豆包在春晚送出的10万份科技好礼，包括宇树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也被大家当作判断相关企业潜力的参考，不少人念叨着“这些机器人用到的技术，未来肯定有前景”。

而就在春节假期期间，硅谷传来的一则消息，更是让饭桌上的讨论多了几分谈资——硅谷最贵华人、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庞若鸣，竟然放弃了Meta开出的14亿天价offer（约合2亿美元，按2026年2月27日实时汇率1美元=6.8539人民币计算），在上周悄悄投奔了OpenAI。

这个名字对县城的亲友来说有些陌生，但他的履历足够硬核：本科毕业于上交，硕士、博士分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开发训练大规模AI系统方面经验老道，精通模型与底层软件的各个环节。早在ChatGPT走红前一年，他就从Google DeepMind被挖到苹果，苹果甚至为他破例，允许他常驻纽约不用搬去总部，他一手将苹果基础模型团队从几个人扩建成100人的全明星阵容，iPhone上的Genmoji、邮件摘要等功能，都出自他的团队之手，堪称苹果AI战略的核心人物。

去年，求才若渴的Meta向他抛出橄榄枝，开出超2亿美元的天价offer，还量身定制补偿机制，让他一跃成为“硅谷最贵华人”。他进入Meta后，在扎克伯格亲自组建的超级智能实验室负责AI基础设施，还带走了部分原苹果团队成员。可谁也没想到，入职才七个月，他就被OpenAI挖走，转身告别了Meta。

亲友们听完这个故事，议论得更热闹了。大舅摸着下巴说：“连这么厉害的人都来回跳槽，可见AI这行有多火”；做小生意的表哥则感慨：“人家放弃14亿都要选更好的平台，看来选对赛道比赚眼前的钱更重要”。没人能完全看懂这场顶级人才的博弈，但大家都隐约明白，AI领域的竞争，早已激烈到白热化。

扎克伯格为了打造AI梦之队，不光花143亿美元收购Scale AI近半股份，还亲自下厨给OpenAI研究员煮汤挖人，可即便如此，还是留不住庞若鸣这样的核心人才。这让我想起老家那些想引入科技企业的尝试，无论是硅谷的天价挖人，还是县城的产业探索，本质上都是在这场科技盛宴中抢占先机，只是所处的位置、拥有的资源不同，方式也截然不同。

如果说应用层面的AI，是对县城人生活的“潜移默化”，那么在老家的饭局中，AI则更像一场围绕财富机会的集体投射。它未必被所有人真正理解，却已被资本市场提前定价；它未必真的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却能轻易重塑大家的风险想象——有人看到了暴富的可能，有人担忧着追高的风险，有人跟风入场，有人冷静观望。

抽象一点说，除开技术与资本的博弈，这个春节的假期体验，让我重新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另一种模样：它从来不是线性推进的进步叙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而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未来之间的距离。

更直白一点说，无论身处北上广深的写字楼，还是江浙沪的小县城，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这场科技创新的盛宴。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裹挟，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感受其中——有人靠它谋生，有人用它便利生活，有人借它追逐财富，有人因它思考未来。而这，或许就是科技最真实的模样：它不只是远方的前沿，更是身边的日常；不只是精英的游戏，更是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