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没少见成年人在公交车上抢座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熟人相见，两个人客客气气，守着空座位你让我我让你，客气半天谁也不肯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第三方陌生人想坐下来呢？门都没有，因为这俩人一边互相客气，一边很有默契地封住那个座位，不给第三人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熟人道德”，为了一个座位，陌生人可以抢甚至大打出手，丝毫不管什么叫文明和体面，但两个熟人就完全不一样。

这种处世方式，在任何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于一些人身上，但出现的概率绝不一样。一个有着强调“独立个体”传统的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一个强调“互相依存”的国家就恰恰相反，人们的体面只存在于熟人领域。

一、差序格局：道德义务的圈层化递减

这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结构特征。社会关系如水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道德义务也随之递减。

忠孝等“传统美德”之所以被重视，只因它们是维持“自己人”圈子稳定和谐的基石。一个人若能恪守这些规范，便可在其核心社交圈内被誉为“道德君子”。然而，当对象从“家人”“朋友”变为“陌生人”时，那种基于亲密关系的强烈道德约束力便几乎荡然无存。

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是慈父慈母，为了家庭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但在社会领域的道德责任感却很有可能断崖式下跌，在单位里可能尸位素餐甚至贪腐，在公共场合可能大声喧哗随地吐痰，面对社会阴暗面噤若寒蝉明哲保身，这都是社会常态。

这是因为在人们的道德认知里，“公德”并非一种必须履行的、针对抽象“公民同胞”的义务，而是与“己”无关的外部环境事务。维护公共环境并不能为其核心圈层带来直接利益，反之，破坏它也不会损害其在“自己人”眼中的声誉。这种行为的底层逻辑是一种“理性自私”——将全部资源与责任心向内圈倾斜，而将外部世界视为可掠夺、可忽视的“公地”。

也就是说，一代代人在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上是极度分裂的，前者可能倾注所有心力，后者可能怎么坏怎么来。这种实质性的精神分裂，普遍存在于个体身上，市井小民如此，庙堂之上同样如此。

二、权威依附：主奴根性的深层烙印

能够与“家庭”享有类似待遇的，只有“上级”，准确来说是“权力”。所以古代总是将“忠”与“孝”相提并论，“忠孝不能两全”只会发生在特定时刻，在大多数情况下，“孝”是升官必须考核的项目，稍有瑕疵就会万劫不复。在权力眼中，“孝”与“忠”是拆不开的考核标准。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以农业为主，土地和家庭单位作为生产与生存的基本单元，促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框架。宗法制度强化了家族作为权力与资源分配核心的地位，使得对内义务过度强化。孝道与父权也绝非纯道德教条，而是一种确保资源传承、社会稳定与道德秩序的制度性安排。

所以，人们的“精神分裂”，还因为“权威依附模式”或说“主奴根性”的根深蒂固。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强调父权、手工业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

长期的中央集权与文官体系使得对权威的依赖成为一种理性选择：通过服从上级获得晋升与保护，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合理化策略。一个人的身份、权利、道德和责任，都不是由其作为一个“人”的普遍属性所定义的，而是由他在具体关系网络中的相对位置所决定的。

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公共伦理的缺失与挑战

在差序格局中，亲疏会获得不同的优先权，个体在亲密圈层内之所以会投入大量情感与义务，是为了获取身份认同。权威依附模式同样以依靠强者或上位者获取资源与保护为核心要义。它们基于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因为个体生存总是有着巨大风险，所以人们习惯于通过固化关系网或服从强权来获取生存利益与社会资本。这种资源分配和服从模式又会通过教育和习俗传给下一代，成为维持权威依附的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行为归结为个人素质问题，但它本质是差序格局的问题。公共领域对个体的道德约束薄弱，且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是因为陌生人之间缺少长期互惠关系与制约机制。

在教育层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等级秩序和礼法，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实际上接受的是小圈子为中心的道德训练，一直缺少公共伦理和公民责任的培养。

最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家国同构”框架下，“国”被视为“家”的放大，但这种放大是机械的、等级制的，并未产生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家”之外，只有“官”的世界，没有“公”的世界。在很多情况下，对权威的依附（如巴结官员）比对公共规则的遵守更能带来实际利益。一代代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健康公正的社会大环境，才是小家庭平安的根本保障。

所以说，对道德的轻蔑，本质上是因为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和等级身份的看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这个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会的基准，但在中国式语境里却是负面的。从古至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所以，中国人更强调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独立自主。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建构关系圈子，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类似伯牙子期这种单纯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显然更认同人的“有用性”，对方的社会地位、职位和关系网，显然比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高雅爱好更重要，一个人的价值，更大程度上在于将来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约社会”一直遥远，“熟人社会”倒是常态。

这一点显然与人口大量流动、社会固有形态被打破、大家族被小家庭取代的现代社会存在巨大冲突。公共领域的扩展要求更多的制度性约束与公民道德，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导致制度与文化之间存在摩擦，公共治理的挑战也因此加大。

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体主义”，它并不意味着自私，而是每个独立个体都被赋予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尊严，并因此对所有的其他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公共社会负有普遍性的道德责任。而在“差序格局”中，人的本质是“关系”的结点。没有脱离具体关系的、抽象的、平等的人，只有具体的父子、君臣、夫妻等身份。

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割裂，与在家讲权威、出门就下跪的分裂，共同指向了那个以“关系”界定一切，却唯独缺失了独立、平等、普遍的“个体”的文化原点。也正是这一点，制造了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