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色列持续袭击伊朗核设施与军事目标，当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这个拥有 8500 万人口、坐拥丰富油气资源的国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与经济双重危机。从巴列维王朝的经济繁荣到伊斯兰革命后的起伏跌宕，从核协议后的短暂喘息到如今的 “极限施压” 困局，伊朗的衰落轨迹折射出资源型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典型困境。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结构弊端、外部冲击与政权韧性四个维度，解析伊朗 “何以至此” 的深层逻辑。
一、历史拐点：巴列维王朝的繁荣幻象与崩溃根源
20 世纪 70 年代的伊朗曾是中东经济奇迹的代名词 —— 依靠石油价格暴涨，1976 年人均 GDP 达 1500 美元，远超同期中国的 100 美元，德黑兰高楼林立，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然而这种繁荣建立在极端脆弱的基础之上：石油收入的 90% 集中于王室与权贵阶层，巴列维家族通过石油积累了占 GDP10% 以上的财富，而占人口 70% 的底层民众却连基本住房与就业都无法保障。
巴列维推行的 “白色革命” 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世俗化改革强制废除宗教法，关闭宗教学校，甚至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直接触怒什叶派宗教势力；经济上的 “大跃进” 式发展 ——1973-1977 年政府支出增长 5 倍，基建投资激增 —— 引发恶性通胀，1978 年通胀率突破 30%，而失业率高达 15%。当 1978 年石油价格回落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政府仓促实施紧缩政策，一夜之间裁撤 50 万国企员工，最终点燃全国性抗议浪潮。
这场革命的本质是 “经济失败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当石油红利无法转化为普惠民生，当世俗化改革与传统价值观剧烈冲突，当权贵集团垄断上升通道，政权崩塌便成为必然。1979 年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宗教对世俗的胜利，更是底层民众对经济不公的激烈反弹。
二、结构魔咒：资源诅咒与制裁循环的双重绞杀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陷入 “资源依赖 - 国际制裁 - 结构固化” 的恶性循环。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的 60% 以上，这种单一经济结构使其在国际油价波动与制裁压力下极度脆弱：
两伊战争的毁灭性打击：1980-1988 年战争导致 3000 亿美元直接损失，石油出口量从 600 万桶 / 日骤降至 200 万桶 / 日，GDP 倒退 20 年，累积 450 亿美元外债。美国因伊朗人质事件启动首轮制裁，禁止石油技术输入，导致伊朗石油产业技术断层。
核问题引发的制裁升级：2006 年联合国安理会就核问题通过首份制裁决议，2012 年欧美全面禁运伊朗原油，出口量从 250 万桶 / 日跌至 35 万桶 / 日，2018 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实施 “极限施压”，里亚尔汇率从 1:4 万暴跌至 1:60 万，通胀率突破 40%，35% 人口（约 2800 万）陷入贫困线以下。
产业结构的全面失衡：非石油出口仅占 20%，制造业占 GDP 不足 30%，国有部门与宗教基金会控制 70% 经济命脉，民营企业被挤压至边缘。2010-2019 年伊朗年均经济增长率仅 0.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技术人才年流失量超 10 万，形成 “制裁 - 人才外流 - 产业衰退 - 更依赖资源” 的死循环。
这种结构弊端本质上是 “资源诅咒” 的典型案例：丰富的石油资源非但没有成为发展动能，反而滋养了权贵集团，抑制了创新动力，正如伊朗学者指出的，其非正规经济规模占 GDP 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