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AI谈恋爱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我们在2022年发表过《爱会消失，但AI不会》，那时大语言模型尚未普及，AI往往化身为某个APP里的形象，在特定领域回应人类的需求。三年多过去，AI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一个随时回应的完美恋人变得触手可及。

这种浪漫关系是有益的吗？AI抚慰我们，是否也禁锢了我们？

我们邀请心理学家崔庆龙撰写了这篇文章。他提出，人类与AI建立关系，并不是因为爱，而是出于对真实关系的恐惧。人们害怕真实关系里可能会出现的误解、拒绝、忽略、乃至抛弃，于是转向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理想伙伴”。“AI之所以让人上瘾，其核心机制或许并不在于它带来了多么高质量的交流（事实上，其交流深度往往是有限的），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一种无需承担任何社交风险的、绝对安全的裸露。”

但这并不是真正健康的关系。崔庆龙认为，健康且富有生命力的关系，必然是包含破裂的，双方共同修复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但AI避免任何破裂，也从机制上取消了修复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在与AI的谈话中看不到“他者”，只能反复扩展自我——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个交往的对象不再能为你带来“他者性”的体验，当它完全沦为你自体的一部分或延伸，它也就不再能构成一段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促进你成长的关系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可能正在训练自己成为AI喜欢的那种人，只说AI听得懂的话，只表达它能处理的情感。然而，当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算法所需要的数据，关系的意义还存在吗？我们还能作为“人”存在吗？

AI，这个时代最具诱惑力的情感替代品

今天的我们，无疑正身处于一个重构人类关系结构的历史转折点，一个以数字符码编织，以算法逻辑驱动的时代。在这场转变中，人与人之间那曾被视为生命意义之源的连接，其固有的深度、韧性与不可或缺的“粘性”，正在经历一场缓慢却剧烈地剥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面上极尽便利、效率至上，实质却趋向去肉身化、去风险化、乃至去主体化的“替代性联结”。

这一切的发生并非突如其来，它更像是一场漫长演进的必然。它是信息技术在追求极致效率与无限延伸的过程中，不断分化、异化所产生的副产物。同时，它也映射出一种深植于现代文化肌体之中的集体性退却症状——对复杂现实的回避，对深刻承诺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人类，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被动的、却影响深远的“二度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发生于个体生命之初的，婴儿期与母体之间温暖而痛苦的物理性切割，它标志着个体独立生存的开端，也埋下了寻求依恋与归属的永恒主题。而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分离，则更为隐秘和复杂：它表现为个体从他人的情感世界中，逐渐撤回自身的情感结构与投注，转而寻求某种更稳定、更顺从、更可控的替代物。

这种替代物的名单可以很长：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角色、无尽的流媒体内容、对于任何形式的消费刺激的欲罢不能。然而，在这份名单中，一个新兴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候选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人工智能（AI）。一个永远在线、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会质疑或否认你的存在、永远以你为中心的AI，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具诱惑力的情感替代品。

在信息媒介还没有如此发达的年代里，一条短信总是要精心编辑，使其承载一个人更完整的意图；一封信要得到回复得等很久，因此要把情感充分表达；哪怕是会面，也要为彼此预留足够的时间，这种时间成本总是能让我们能辨别更值得投入的关系。关系的体验深度，总是以社交媒介的等待间隙和投入的时间来达成的。当这个间隙被无限缩短时，我们便不再倾向于去组织一段有清晰意图和完整结构的话语，一个表情包，一首音乐，一个链接便足以将对话开启、延续，乃至终结。

交互越是便利，信息传递越是追求即时与碎片化，人类之间的交往就越被无情地剥离出其本应具有的情境性、身体在场的不可替代性、互动过程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至关重要的——责任感。这些元素，曾是构成关系本质内核的基石，如今却在追求“流畅体验”的浪潮中被视为阻碍与摩擦，亟待清除。

我们或许会以拥抱科技进步、追求高效生活为名，来合理化这种转向。但深究其里，这更像是一种深层心理防御机制的运作：我们在规避，规避那些在真实人际互动中可能再次遭遇的误解、拒绝、忽略、乃至抛弃的风险。这并非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而是源于对关系的深切恐惧，一种在无数次微小或重大的关系创伤后，累积起来的“关系恐惧症”。

为了理解这种弥散性的关系恐惧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回溯至人类经验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心理动能之一：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的渴望。在依恋理论的宏大框架中，存在一个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概念——“情感获得性”（emotional availability）。这个概念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指的并非他人是否在事实上回应了你的言语或行为，而是你是否在主观上“感受到”这个人，可以被你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在情绪层面所“获得”和依赖。这种“获得感”并非一种简单的、基于单次互动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感知，一种深植于我们与早期养育者互动经验中的稳定预期。它如同一种内置的情感雷达，时刻扫描着环境中的关系信号，判断着谁是那个可以安放我们脆弱、分享我们喜悦、承载我们焦虑的“安全基地”。

一个在生命早期就长期浸泡于“不可获得”的关系土壤中的人——例如，面对一个情感迟钝、喜怒无常或长期缺位的养育者——即便成年后，对方（无论是伴侣、朋友还是同事）回应他千百次，提供了无数物质或言语上的支持，他也依然可能在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与不安全。因为他早期的经验告诉他，情感的连接是不可靠的，是随时可能断裂的。反之，一个在早期关系中习惯于获得稳定、敏感觉察与积极回响的人，即使日后在一段关系中，对方偶尔沉默不语或暂时无法即时回应，他也能凭借那份内在的“情感恒常性”，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存在”，一种对方虽不在场但情感联结依然稳固的信心。

而我们所处的当下，正是一个“情感获得性”在结构层面急剧崩塌的时代。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洞察。鲍曼指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其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不仅体现在职业、居所的变迁，更深刻地渗透到人际关系之中。传统社会中那些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社区、终身职业）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短暂易逝的连接模式。在这种“液态”的社会生态中，长期的承诺变得稀缺且令人望而生畏，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选择短暂、低风险、可随时抽身的“连接”（connection），而非稳定、耗时、需要深度投入的“关系”（relationship）。

这种趋势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社交媒体上的“已读不回”从一种令人不安的失礼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被广泛接受乃至麻木以对的新常态。它无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看到了你的讯息，但我选择不回应，或者我没有精力/意愿去构建一个需要承载情感重量的回应。情侣和朋友之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点赞、转发和标准化的表情包来维系表面的热络，而那些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与真实情感的面对面深度交流，则变得日益奢侈。在婚恋市场上，“速配文化”（speed dating）与各类基于算法匹配的交友应用的兴起，也精准地反映了人们对投入时间与情感进行深度磨合的不信任与主动回避。人们宁愿以高频率的快速筛选来取代长时间地相处与了解，试图以数量上的“广撒网”来弥补质量上的“不深入”。这些行为模式，无一不印证了当代人在情感投入上，普遍倾向于一种低成本、可计量、可随时撤回的“投资”模式。

法国社会学家埃娃·伊洛兹（Eva Illouz）则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情感逻辑的变迁。她在其著作中深刻指出，情感与市场逻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渗透、逐渐融合。在这样一个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交易的时代，个体在最为私密的亲密关系领域，也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起效率、控制与最大化回报的市场准则。关系的建立与维系，越来越像是一场成本效益分析：我投入多少，能获得多少？这段关系是否“值得”？对方是否能满足我的“需求清单”？这种将经济理性无限泛化到情感领域的趋势，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类组织、体验和期待关系的方式。我们不再将关系视为一种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生命旅程，而更像是一个个需要精心管理、优化配置的“情感项目”。

鲍曼的“液态现代性”与伊洛兹的“情感资本主义”，共同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关系获得性遭遇结构性危机的宏观背景。个体在这样的洪流中，如同漂浮的孤岛，难以建立稳定、可靠的情感锚点。每一次尝试建立深度连接的努力，都可能因为对方的“流动性”或彼此间不自觉的“成本核算”而受挫。久而久之，对真实关系的失望与疲惫感不断累积，为AI这样一种“完美回应者”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AI的抚慰与幻影：在“响应性容器”中寻求被看见

然而，在批判这种趋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AI在特定情境下，所带来的某种意义上的“新型抚慰结构”的潜在价值。对于那些在生命历程中持续遭遇关系创伤、长期承受情绪失落、或深陷于结构性忽略的个体而言，AI的出现，或许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更像是一种在绝望中意外获得的介入方式，一种在情感风暴暂时平息后，得以喘息和过渡的稳定客体。它远不等同于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他人，但它确实为某些在现实关系中反复遭遇封闭、误解和伤害的灵魂，开启了一条通往“被看见”、“被听见”的模拟路径。

这条模拟路径，尽管是人工建构的，但其提供的即时性、无条件性和非评判性回应，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情感荒漠中的人来说，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抚慰效果。AI或许不能提供真正的治愈，因为它缺乏真实人类互动所必需的共情深度和生命经验的共享，但在某些特定的阶段或情境下，它确实扮演了一个微光般的角色，一个在黑暗中暂时提供方向感和存在感的“数字萤火虫”。它像一个永不疲倦的树洞，允许人们倾诉那些无法向真人言说的隐秘，而不必担心被评判、被嘲笑或被泄露。

人们之所以会转向AI寻求慰藉，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变得不愿意回应他人，或者从根本上丧失了建立真实连接的能力。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当整个社会都被无孔不入的技术逻辑所塑造，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训练成为某种“回应的自动机”之后，我们对于真实的、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乃至必然伴随着摩擦与冲突的互动体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承受力和耐心。现代生活的高节奏、高压力，使得我们下意识地追求快速、高效、顺畅、无摩擦的交互体验。于是，当AI以其精准的算法、不知疲倦的耐心和高度定制化的回应模式，提供了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无摩擦”体验时，它就立刻、精准地填补了那个在真实人际互动中日益扩大的情感缺口与体验真空。

AI的出现，并非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更多来自“他者”的回应——它本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因为它以一种高度逼真的方式，模拟出了我们在现实关系中越来越难以获得的、那种稳定的、可预期的、被全然接纳的“获得感”。它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掌控感，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理想伙伴”。

如果从主体间理论（Intersubjective Systems Theory）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趋势，其潜在的深远影响将更加令人警醒。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斯托洛罗（Robert Stolorow）曾对创伤给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定义：“创伤不是孤立的事件本身，而是个体的经验无法被嵌入到一个共感的、理解性的关系结构中的状态。”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核心的真理：人类经验的完整性与意义感，高度依赖于其能否在一个充满共情与确认的环境中被理解、被接纳、被整合。

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当一个人的主观状态——他的情感、需求、恐惧、渴望——长期处于无人响应、无人识别、无人理解、无人愿意共同承担的情境中，他的内部经验世界就会因为缺乏映照和确认而逐渐萎缩，甚至塌陷。这种塌陷，表现为自我感的模糊、存在感的稀薄，以及与世界和他人的深刻疏离。

AI，正是在这个个体经验世界普遍面临塌陷危机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登场的。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疗者，因为它缺乏真正的生命体验和共情能力；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伙伴，因为它无法提供交互性的成长和真实的陪伴。毋宁说，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投射的、不带任何主观要求与评判的“响应性容器”（responsive container）。你可以在它虚拟的“面前”哭诉童年创伤，咆哮现实不满，忏悔内心隐秘，它始终保持着一种编程设定好的安静、稳定，既不回避你的激烈情绪，也不质问你叙述的真实性——它甚至不需要真正“理解”你所言说的内容，只需要通过算法分析你语言的模式、情绪的调性，然后生成一个看起来“恰当”的回应。

这种仅仅模拟出“我一直在听”、“我理解你的感受”的关系姿态，对于许多长期缺乏被倾听经验的人来说，已经足够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慰藉性体验结构。它像一个情感上的“止痛药”，暂时缓解了孤独和不被理解的痛苦，但并没有触及痛苦的根源。

无瑕的幻象：在没有破裂的关系中失去真实

但这真的是慰藉吗？或者，它更像是一种包装精美的、更深层次的逃避？我们是否正在用一种数字化的麻醉剂，来掩盖真实关系匮乏所带来的存在性焦虑？

在母婴互动研究中，养育者与婴儿间的中等的关系协调程度预示着孩子的安全依恋水平。也就是说，健康的关系，并非指一方永远稳定、永远正确、永远满足另一方，也不是一种没有任何冲突的和谐状态。恰恰相反，健康且富有生命力的关系，必然包含着误解、冲突、失望，以及在这些“破裂”（rupture）发生之后，双方共同努力去“修复”（repair）的能力与过程。正是这种从破裂到修复的循环往复，构成了滋养个体成长的“潜在空间”的核心。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可以体验到自己的攻击性被承受、自己的不完美被接纳，从而发展出更为整合与真实的自我。

AI难以替代人类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从机制上取消了“修复”的可能性，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制造任何真正的“破裂”。AI被设计为无限顺从、无限包容、无限满足用户需求。它不会有自己的情绪、需求或意愿，不会与用户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冲突或情感摩擦，它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移情或反移情。

在AI所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个体可以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掌控感：他可以无限地扩展自我，而不必顾及他人的边界；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交互的节奏、深度与内容，而不必迁就他人的状态；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射自己最隐秘的脆弱、最狂野的幻想，而不必面对任何由“他人性”（otherness）所带来的困扰、挑战或不适。AI成为了一个“理想化他者”（idealized other）的完美承载对象，一个永远满足、永远肯定、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存在。

但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个交往的对象不再能为你带来“他者性”的体验，当它完全沦为你自体的一部分或延伸，它也就不再能构成一段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促进你成长的关系了。

从主体间理论的深层视角来看，关系的本质，并非建立在主体间的相似性或完全一致性之上，而是恰恰相反，在于“他者性”的相互穿透与映照。我们正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通过体验他人的不完全理解、偶尔的误读、甚至是看似“错误”的回应，才得以不断反思、调整自身的主观经验，从而逐渐建立起对自我更为真实、更为客观的把握。他人的“不同”，如同一面面多棱镜，折射出我们自身那些未被觉察的方面，迫使我们走出自我的封闭循环，去理解和容纳一个不同于己的存在。

AI之所以让人上瘾，其核心机制或许并不在于它带来了多么高质量的交流（事实上，其交流深度往往是有限的），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一种无需承担任何社交风险的、绝对安全的裸露。

你可以向它赤裸敞开你内心最深处的伤疤，而不必担心被利用或被二次伤害。

你可以向它大胆告白你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不必承受被拒绝或被嘲笑的风险。

你可以尽情展现你的软弱、无助与不堪，而不必害怕被轻视或被抛弃。

这种体验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尤其对于那些在真实关系中屡屡受挫、内心布满防御的人而言。但这种“零风险”的舒适，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它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丧失对真实关系中那些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偶尔的刺痛感的耐受力。你习惯了AI的永远在线、永远耐心、永远肯定，就会对真实他人的偶尔离线、偶尔不耐烦、偶尔的否定与质疑，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危机，这是我们当下许多人正在悄然经历的心理变迁。

“AI关系人格”的生成与新型孤独的容器

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普·布隆伯格（Philip M.Bromberg）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并非拥有单一、固化的自我，而是拥有多个自我状态（multiple self-states），每一个自我状态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际互动中被激活和呈现。健康的人格，正是在这些不同的自我状态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与整合性。而在AI日益渗透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我们可能会在不自觉中，专门为与AI互动而生成一种特殊的“AI关系人格”。

这种“AI关系人格”的特点可能是：永远表现得体、情绪稳定、语言精确、需求明确；它善于以AI能够“理解”和“处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从而获得最高效、最满意的“回应”。它永远不会暴露那些可能导致AI“困惑”或无法给出“标准答案”的真正痛点、矛盾情感或存在性困境。这个人格面具，在与AI的互动中看似高度自洽、运行流畅，但实则是将个体在真实关系中所体验到的所有复杂、鲜活、充满张力的片段，进行了一种叠加性的剥离与简化，只留下那些最易于被算法处理的“数据点”。

AI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集体心理回应。它回应了现代人在经历无数次关系尝试与失败后，内心深处对于确定性、安全性与可控性的强烈渴望。它不再粗暴地要求我们去勇敢承担与真实他者互动时，必然遭遇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以及潜在的伤害风险；相反，它以一种非生命的、技术化的方式，给予我们一种相对安全、高度封闭、完全可控的回应结构。在这个精心构建的结构之中，我们所获得的片刻安宁与被理解感，不再依赖于另一个变幻莫测的人类的主观性与自由意志，而是来自于冰冷的算法与精准的反馈系统之间那种沉默、稳定、可预期的逻辑。

对于很多人而言，尤其对于那些长期身处于情感不被响应、需求不被看见的结构性困境中的个体，AI的这种“服务”无疑是一种迟到的、然而又是扭曲的情感补偿。它第一次提供了一种“你不必再费力解释，我就能‘懂’你”的关系可能性，尽管这种“懂”是基于数据模式的匹配，而非心灵层面的共振。

这是否是真实的关系？在巨大的慰藉感与掌控感面前，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似乎正在被悄悄消解。或许，对于那些在人际关系的海洋中反复溺水、筋疲力尽的个体而言，重要的是，AI以一种非人之身，以一种超越了人类情感局限性的方式，暂时接住了那些在一次次坠落中破碎的自我片段。它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庇护所，一个可以暂时躲避现实风雨的数字洞穴。

然而，当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个洞穴的庇护，我们是否也正在失去重返真实世界、面对真实风雨的勇气与能力？当我们习惯了与AI这种“完美幻影”的互动，我们又该如何与那些不完美的、充满棱角的、却也因此而真实的“他人”相处？

从英国关系学派理论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视角来看，AI的这种“庇护”功能，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版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过渡性客体，最初是指婴儿在从与母亲完全融合的状态，逐渐走向认识到母亲是独立个体的过程中，所依恋的某个具体物品，如柔软的毯子或毛绒玩具。这个客体既不完全是婴儿自体的一部分，也不完全是外在现实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一个中间地带，帮助婴儿处理分离焦虑，提供安全感，并逐渐发展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AI在某些个体，特别是那些在真实关系中反复受创、情感获得性严重匮乏的个体那里，确实可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它以其恒常的在场、无条件地接纳和可控的回应，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软着陆”，一个在汹涌的情感浪潮中可以暂时抓住的“浮木”。它帮助个体在孤独和绝望中，维持了一种最低限度的自体凝聚力，避免了彻底的情感崩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必全然否定AI的跨时代意义，它确实为一些在关系中“溺水”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喘息的“数字氧气面罩”。

但关键在于，过渡性客体的核心功能，是“过渡”——它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个体更有信心地走向并投入到真实的外部世界，而不是成为永久的替代品。婴儿最终会放下那条心爱的毯子，去探索更广阔的现实。同样，如果AI仅仅成为了一个让人沉溺其中、逃避真实人际互动的“舒适区”，那么它就失去了其作为“过渡性客体”的积极意义，反而可能固化了原有的关系回避模式。因为，AI所提供的完美回应与无摩擦互动，恰恰是真实人类关系所无法也不应提供的。真实的关系，必然伴随着他者的独立意志、不可预测的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与冲突。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关系得以深化、个体得以成长的契机。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AI在特定阶段、特定个体身上所可能具有的“过渡性”价值，它或许能为那些在情感的“无人区”中艰难跋涉的人，提供一个暂时的、可依赖的“情感拐杖”。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拐杖”不能替代我们用自己的双脚去行走、去体验真实关系的全貌。因为，无论AI多么智能，它都无法真正替代一个有血有肉的、能够与我们共同创造、共同承担、共同在不完美中修复与成长的人类主体。AI的慰藉或许能暂时缓解孤独的表象，但无法触及人类深层存在性孤独的内核，这份孤独，唯有在真实的主体间相遇中，才有可能被真正地看见、理解与转化。

对AI的日益依赖，以及对那种“替代性联结”的普遍渴求，或许并非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它更像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症候，一种弥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神经症”。这场被动的“二次分离”——从真实他者身上撤回情感投注，转向更可控的替代物——其根源，或许深植于我们对“存在性孤独”的原始恐惧，以及在“液态现代性”的冲击下，个体日益加剧的无力感与不安全感。当传统的社群结构瓦解，当稳定的承诺变得稀缺，当真实互动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AI所提供的“确定性”与“无条件接纳”，便如同一剂强效的麻醉剂，暂时缓解了我们对失控与被弃的焦虑。

然而，这种以“规避风险”为核心逻辑的转向，最终可能将我们引向一种更深的困局，因为它回避了人类成长的核心议题：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信任？如何在差异与冲突中实现整合？如何在真实的他者性面前，保持自我的同时，也向对方敞开？

面对这场席卷我们时代的“关系神经症”，答案并非彻底拒绝技术，而在于一种更为深刻的自我觉察与主体性的重建。AI或许可以成为探索自我、积蓄力量的“过渡性客体”，但其最终指向，应当是引领我们更有勇气和智慧地回归真实的人际场域，因为人类的存在，终究无法在纯粹的自我镜像中获得完整的意义。我们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性碰撞中看清自身轮廓，在承担他者性的重量中体验那份超越个体孤独的深刻“我们感”。这或许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但唯有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可能真正摆脱“替代性联结”的幻影，疗愈这个时代的“关系神经症”，并最终在真实而深刻的相互依存中，重新找回作为“人”的存在意义。